老周浦人物（九） 严家六个大学生

作  者  介  绍

严惠人，女。上海市人。

周浦中学1967届初中毕业生。曾插队横沔公社沿北大队。

1978年进入上海针织21厂工作，退休后回周浦居住。

满室书香气自华

-----祖父母的六个大学生儿子

惠惠

我的父辈，严家六兄弟都是大学生，他们为祖国为人民努力奉献，在严家家史和周浦中学的校史上留有光辉的一页。

▲严家六兄弟，摄于1990年5月8日。

前排左起:二伯父严宝棣、大伯父严宝根（宗瑜）、父亲严宝圆（宗甫）。

后排左起:五叔叔严宝仁、四叔叔严宝初（宗珩）、六叔叔严宝杰。

▲左起：祖母沈润莘、曾祖父严翰生、祖父严锡鑫

1950年7月摄

一、积德行善的祖父母

我家的老宅原来在周浦张家浜，早年那里人烟稀少，很是荒凉。曾祖父严翰生想开店维持生计，当然希望生意兴隆，于是就在人流稠密的周浦金龙街8号租了两上两下的店面房，开了一家“严德丰”帽庄，专卖“滴子帽”和大礼帽。从此我家四代一直生活在金龙街。

“滴子帽”是一种流行于明、清、民国的男用瓜皮帽，形状如半个西瓜皮，又称六合帽，帽子顶上有一个小圆球，俗称“滴子帽”，是中式的帽子。而大礼帽是西式的男用帽子，多用圆顶、高筒、下施宽阔帽檐。近代时，穿着中西服装都戴此帽，为男子最庄重的服饰。

1949年以后，“滴子帽”和大礼帽不流行了，店铺生意也渐渐没落，于是祖父将小店改作文具店，专售学习用品。

▲50年代周浦金龙街

▲左起：滴子帽、大礼帽

我的祖父严锡鑫与祖母沈润莘成婚后，共生育了9个孩子，其中有3个夭折了，留下6个儿子。一路走来，至今第五和第六2个儿子还健在。6个儿子个个出类拔萃，都考入大学，成为老周浦人长期津津乐道的一大佳话。其实，他们都能成为大学生，并不是由于家庭富裕，有钱读书，而是由于长辈自身喜好读书的言传身教和对子孙读书学习的特别重视，以及兄长对弟弟的经济、思想和精神等方面的无私帮助等，才成就了6个杰出人才。

▲前排左起：祖母沈润莘、曾祖父严翰生、祖父严锡鑫

后排左起：六叔严宝杰、五叔严宝仁、二伯严宝棣、哥哥严建人、父亲严宝圆、母亲贾梅升      摄于1950年    

       在我祖父母家里，到处是各种各样的书籍。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祖父母家多次被造反派抄家。造反派认为祖父母能培养出六个大学生，家里肯定有不少金银财宝。结果抄出来的只是一捆一捆的书，其中不少是专业书，是我父辈六兄弟读大学时的教材，舍不得扔掉，珍藏在家里了，还有文艺书、科技书和装订成册的«科学画报»，特别是珍贵的创刊号，还有大伯伯的日记和笔记本等。书籍是人类的朋友，其实知识就是财富，但当时造反派是无法理解的，他们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

1，祖父——儿子眼中的严父

我祖父礼仪待人、善良诚信，做生意信誉很好，出售的货物质量上乘，价格也公道。几位当年的孩子、如今的古稀长者回忆：“文具店的印象至今记得，望进去，店堂里面都是各种各样的文具等宝贝。”“当时去他们店铺里买文具，她祖父戴着‘滴子帽’，穿着中装，个子颇高，她祖母人不高，很温和。有时卖文具欠小孩半分钱，没有办法找付，他们就会给一支超值的铅笔作抵偿。”“严德丰帽子店无印象，后来的文具店倒是至今还记得。我小学一至四年级在陶家弄小学上学，所用的铅笔、练习簿、橡皮等学习用品大多是在那里买的。坐在柜台边上的那位和蔼可亲的老人应是作者的祖父。我还知道，老人的亲生父母的家就住在我家北隔壁的张同泰里。”

▲左起：祖父严锡鑫、祖母沈润莘和两个哥哥

祖父从小就喜欢学习。苏东坡说读书抓紧三上：枕上、马上、厕上，我祖父是枕上、店上、厕上，忙里偷闲抓紧一分一秒的机会看书。有一次，祖父在灶头上烧火时，看书入了迷，火烧到手上才烫得跳起来躲避。

祖父一生非常勤劳朴素，为了养活一家大小，辛苦操劳了一辈子。年轻时从周浦到上海市区去送货进货，来回六十多里路，有时将货物背着一路步行来往，不舍得花钱乘车。他每天总是很早就起床干活，一天天的忙碌着。

后来大约在1956年商店公私合营了，祖父担任百货合作商店的会计，每天坚持上班不休息。那时还没有退休制度，所以祖父一直做到70多岁，由于身体抱恙实在做不动了，才停止工作，每月只拿24元生活费。

祖父虽然是曾祖父领养的，但是个大孝子，对曾祖父百依百顺，十分体贴关心。我的父辈也继承了祖父的衣钵，曾祖父在世时，会经常买些补品给他，他喜欢听评弹，就送只收音机给他。他们工作后，每月发了工资都会寄一笔钱给我祖父母。

▲祖父祖母，摄于1930年代

2，祖母——儿子眼中的慈母

祖母是个聪慧能干的家庭妇女。专制社会男尊女卑的习俗使得她从小没有念过书，每天要站在小凳子上，给大她2岁的哥哥梳辫子，然后送哥哥上私塾读书。她站在窗外听先生教学，也学会了一些简单的字。在解放初的扫盲运动中，祖母渴求知识，积极参与，被大家评为积极分子。

祖母勤俭持家。她长大成家后，一人要承担全家近十口人的吃饭、穿衣等家务琐事。当时一大家子人的衣服和鞋子都是她一针一线亲手缝制而成，祖母白天忙于买汏烧，晚上又不停做针线活，没有一点空闲的时间。后来有了缝纫机，她就自己钻研用缝纫机做衣服，学会保养缝纫机，这样提高了做衣服的效率，还学会了机绣。为了节省开支，祖母又买了理发工具，给祖父和六个孩子理发。

▲祖母沈润莘、笔者惠惠（2个月大）、哥哥严建人，摄于1952年

祖母个性外柔内刚，果断有魄力。我四叔解放初参军后，祖母思儿心切，凭着我四叔来信上的部队地址，从未出过远门不识几个大字的她，在当时交通、通讯都落后的情况下，用一双缠过的足独自北上徐州，找到在郊区驻地的四叔的部队，胆量可谓大也！文革期间有居委造反派不怀好意的对我祖母说，你儿子在台湾......祖母理直气壮反驳，台湾也是属于中国，我儿是做生意去的，不是拿枪的。我还希望早点解放台湾，我儿就能回来。造反派心虚理亏，没有话可回答。

祖母热心公益事业。六十年代，我国物质紧缺，实行计划经济，老百姓买各种东西都要凭票证，像粮票、布票、油票、肉票和菜票等。祖母担任居民小组长，每个月都要按家按人口分发几十种票证，不能有丝毫差错。当时还没有自来水，家家都喝河水。她天天要不厌其烦的到每户人家的水缸里加漂白粉，一直坚持了好几年。

祖母慈爱善良，经常帮助他人。文革期间，她冒着风险，给出身不好人家的孩子送吃的穿的，还收留过一个孤儿，长大后成为农村基层干部。

▲1954年过年时在我家对面邻居院子里的全家福

前排左起：祖母沈润莘、哥哥严建人、曾祖父严翰生、堂兄严育人、祖父严锡鑫

后排左起：小叔严宝杰、二伯母谢志筠、二伯父严宝棣、笔者惠惠、父亲严宗甫、母亲贾梅升、五叔严宝仁

小叔叔清楚的记得，从小到大，祖母从来没有打过骂过任何一个孩子。祖母心爱的儿子一个个离开身边，远走他乡求学工作，她心里虽然不舍得，但她从来不拖后腿，因为她作为母亲，有远大的眼光和伟大的胸怀！

祖母经常教育孩子：知识是别人偷不掉、抢不了的宝贝。所以六个儿子都深知知识的重要性，自小便养成了勤奋学习的好习惯。

 ▲1953年春节，严家四代团聚在周浦金龙街严德丰帽荘前

前排左起：祖母沈润莘、曾祖父严翰生、祖父严锡鑫、堂兄严育人、二伯母谢志筠

后排左起：母亲贾梅升、笔者惠惠、父亲严宗甫、哥哥严建人、小叔严宝杰、五叔严宝仁、二伯严宝棣

祖父母对几个儿子的要求很严格。首先要品行端正，以后兄弟几个都孝敬父母，兄友弟恭，礼貌待人，真诚做事。他们没有不良嗜好，不抽烟也不喝酒。

兄弟之间都很谦让融洽，从不争吵，都是互相帮助，互相体贴关怀，是我辈学习的优秀榜样。哥哥资助弟弟读书已成优良传统。我大伯父资助我父亲上学，从中学一直到大学毕业。父亲工作后又帮助五叔上学，从学费到生活费都包了。二伯父和四叔也帮助小叔叔完成学业。等到大家年龄大了，弟弟反过来照顾哥哥。大伯父年老回到上海后，父亲每周要去几次看望和照顾他。夏天上海炎热，父亲会到五叔山东的家里，去住上两个月避开高温。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祖父母叫他们从小养成劳动的习惯，将来能自食其力、立足社会。他们长大后，不仅读书优秀，动手能力也强，个个都会踩缝纫机做衣服，会做饭、洗衣，做家务事样样在行，有的还会编织毛衣。

 ▲摄于1960年代初的全家福

二、大学俊杰的六兄弟

父辈兄弟六人是1949年前后的大学生。当时考大学极其困难，录取率非常低，能考上大学是件很光荣的事，何况一门六兄弟都是榜上有名呢！

1，大伯父——拳拳赤子心，殷殷桑梓情

大伯父出生后，因为受到家庭的宠爱，取名宝根。读书后，老师给他取名叫宗瑜。身为长子，他真是弟弟的榜样，从小乖巧听话，孝敬长辈，爱护兄弟。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初中毕业后，考取黄炎培办的中华职业学校，毕业后可以早日参加工作。工作后继续读夜校学知识。抗战胜利后，大伯父说日本人的文凭我不要，于是边工作边读书，终于考出了沪江大学的本科文凭。同时，他还把自己的弟弟带在身边，到上海浦西读书。晚上兄弟俩就睡在他的办公室内，以节约开支。大伯父独自承担两人的学习和生活费用，以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后来大伯父在上海国际饭店举行了婚礼，颇为体面隆重。在原来老家的墙上，挂着一只电钟，是大伯父结婚时朋友赠送的。习俗称送礼不能送钟，不吉利，因为钟、终同音，送钟如送终。但我大伯父不迷信，照样活到97岁，大伯母现在也已96岁了，身体还不错，经常一个人乘十五六个小时的飞机，在美国和上海之间来回飞翔。

▲1948年大伯母龚韵琴、大伯父严宝根（宗瑜）结婚照

1949年初，大伯父被工作单位章华毛纺织厂派到台湾开辟新的业务。他带着新婚妻子离开了上海，离开了父母兄弟，从此，一别就是几十年，他日夜想念着生他养他的故乡和亲人。1950年代时，有一次他在香港遇见了以前上海的同学，由于过度激动，竟然中风。以后，他委托同学每月寄100元港币到周浦，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我祖母每月收到钱后，都会在“月份牌”（年历）后面写上某月某日收到42元7角（当时100港币合42.7元人民币）当时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困难时期，大伯父寄来的钱和各种华侨票证，帮祖父母渡过了艰苦岁月。

大伯父后来移居美国，思乡之情愈发浓厚，就通过信件要求家里拍张照片寄去。当时我曾祖父还在世，于是就到周浦照相馆拍了一张四代人的合影寄去，这张照片在照相馆展示了很多年。

 ▲前排左起：祖母沈润莘、曾祖父严翰生、祖父严锡鑫、笔者惠惠

后排左起：六叔严宝杰、四叔严宝初、五叔严宝仁摄于1960年

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以后，1980年代大伯父回国探亲，但慈颜已逝，祖父母已先后离世，令大伯父、大伯母有无限的风木哀思。后来大伯父多次回国，家人在上海为他购置了房产，年老后就多半在上海度过，也算是叶落归根了。最后6年多时光(2011年3月至2017年11月)，因肺炎及并发重症，大伯父主要是住在普陀区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因为他是美籍华人，没有中国的医保，医疗费用比较高，但大伯母理财有方，三位子女也有孝心，总算支应过去了。在大伯父最后的人生阶段，尤其在上海期间，他的五位弟弟与后辈，关怀照顾倍至，医护及居家照料的人员服务也周到暖心，令人宽慰。

▲1998年大伯母龚韵琴、大伯父严宝根（宗瑜）金婚纪念照

2，二伯父——烽火连三月，云帆济沧海

二伯父名宝棣，从小就很机灵，讲话诙谐，动手能力出众，深受祖父的器重。他在周浦读完小学和初中后，抗战爆发，家里生活十分艰难。他跟随亲戚逃难到成都，考上四川省立成都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该校创办于1913年，是辛亥革命后四川省举办的第一所实业学校，陈毅亦是该校校友）。因为该校不收学费，只要成绩好考得上还能管饭食。1944年他在该校完成高中学业后，考入成都华西坝的五所教会学校之一、从南京逃难内迁的金陵大学电机系。期间二伯父勤工俭学，边读书边工作以补贴生活。抗战胜利后随学校回迁南京（当时叫复原），继续完成学业。1947年，南京和北平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五二0”学潮，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二伯父也积极投入。1949年，他毕业后获得学士学位。

▲二伯父学士照

▲二伯父严宝棣（前排左四）送同学参加远征军抗日，摄于1944年11月24日

战争结束后，二伯父赴东北沈阳工作，辗转南北。最后到上钢一厂成为一名设备工程师，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贡献了一生的精力。我小时候跟着祖母住在上海复兴路二伯父家里，有多次半夜里，厂里的专车来到楼下，接他去厂里解决技术难题。“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他因为是厂里的的技术骨干，被称为“黑老九”，成为批斗、迫害的对象，原来每月160多元的高工资减少到只发几十元生活费。

他年轻时就养成了每天写日记的习惯，从20岁一直记到90多岁，将一生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坎坷经历都记录下来。他曾尽力资助我叔叔上中学、上大学，而自己的生活却十分节俭。我祖母为节约开支自己为儿子理发，二伯父继承了这副理发工具，也为他的三个儿子理发。小叔叔在校求学期间，二伯父也每月资助他18元生活费。

在此简单介绍一下坝上大学。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东部、中部的高校被迫西迁。应华西协合大学校长张凌高之邀，山东齐鲁大学、北京燕京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云集成都南郊华西坝，成为著名的“五大学”（Big five)，中国最好的五所基督教教会大学合成为坝上大学，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地标，建立了中国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大学教育体系。五所大学创办者包括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基督教会。

▲战时华西坝

▲今日华西坝

“坝上”五大校长陈裕光、吴贻芳、刘世传（及后任汤吉禾、吴克明）、梅贻宝、张凌高等，都是国之高士。

▲华西坝：金陵大学学生毕业从军照片。

1952年大学院系大调整，五大学分别被裁并到北大、清华、川大、南大、南京师大和山东大学等，故史之不存。

坝上大学是战时的另一座西南联大（在昆明）。

五所大学的办学规模和教学质量并不逊于西南联大。联大学生3000人左右，有5个学院（文、理、法商、工、师范），26个系；坝上大学也有3000学生，5个学院（文、理、医、农、师范），60多个系。

华西坝上大学大师众多。人文学者有陈寅恪、吴宓、萧公权、李方桂、钱穆、顾颉刚、许寿裳、蒙文通、吕叔湘等；理工科有生物学家刘承钊，地理学家刘恩兰，数学家赖朴吾、魏时珍，天文学家李晓舫，皮革学家张铨等。卜凯先生首创了中国农业经济系。小麦育种专家沈宗翰先生是当时的袁隆平。医学家有戚寿南、侯宝璋、林则等等，不胜枚举。

坝上大学体现了国际化。1942年蒙文通、顾颉刚、钱穆等人在华西坝组织东西文化学社，爱因斯坦、罗素、杜威、蒲朗克、泰戈尔都加入了。1941年春末，海明威访问中国。在华西坝体育馆，面对挤得水泄不通的听众，海明威吼叫般作了演讲。1943年，“李旋风”李约瑟，在坝上进行了12场演讲，一直持续20多天，观者如潮。

3，父亲——谨慎而思之,勤勉而行之

父亲在兄弟间排行老三，出生日正好是吃汤圆的日子，于是就取名“宝圆”，上学后改名宗甫。他从小孝顺长辈，勤俭朴素，深受祖母的喜欢。小学毕业后，父亲就跟随大伯父到上海读书，白天上学，晚上就睡在大伯父的办公室里。后来考上了中华职业学校和沪江大学。毕业后，在近千人的竞聘中，闯过重重难关，最后只有父亲等三人入选，担任上海浦东银行襄理，此职位当时只有大银行才有，相当于副经理。1949年后，在上海第一缝纫机厂财务科工作，是业务上的一把好手。同时，父亲工作后，在弟弟读书和生活上，也出钱出力尽自己所能帮助。

父亲退休后，深圳有个老板慕名而来，出高薪聘请他去做财务，但父亲发现老板要求他做假账，欺骗国家，便毅然拒绝了。后又受人邀请到昆明去培养了一批当地急需的财务人才。

父亲小时候有一次帮祖母打扫卫生，不小心把祖母结婚时的一只花瓶打碎了，祖母没有责怪他，但父亲很内疚，对我祖母说，等我长大工作后，我会偿还的。此事他一直牢记在心，等到工作挣钱后，买了一对金手镯送给祖母。

三年困难期间，有一天家里炒了点黄豆，味道喷香，我们兄妹几个都馋得很想吃。但父亲说那是省给当兵的四叔吃的，结果我们都吃不到，可见父亲兄弟六人情谊深厚。

▲前排左起：祖母，笔者惠惠，小弟严逸人

后排左起：母亲贾梅升、父亲严宗甫

父亲做事很仔细，是个有心人，他把长辈、同辈和小辈的名字、生辰都记录在案，足见他对大家庭每个成员的关注。

父亲一生工作勤勤恳恳，待人忠厚善良，一直到70岁才离开他工作了40多年的财务岗位。他在90岁高龄离开了我们，但他与人为善，忠厚严谨的人格是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1990年代在周浦金龙街

左起：五叔严宝仁、父亲严宗甫、二伯父严宝棣、四叔严宗珩、小叔严宝杰

4，四叔——至诚金石开，仁者慈善情

四叔宝初，后改名宗珩。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他正在上海交通大学学习。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就报名参加志愿军。由于当时部队文化水准较低，需要像他这样高学历的人才，于是他作为“参干”留在后方。后参加建国初期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在北京空字004部队2高专高级防校训练部担任教官。他待人和气，严于律己，在部队多次被评为标兵，曾在节日期间，荣幸的到天安门广场站岗。

但因为有海外关系，他一直不能入党。1971年，林彪外逃事件后，他的空军部队受整顿，所以复员回上海。他选择了离黄浦江较近的单位，下了班就可以骑自行车到周浦来看望二老，弥补年轻时不在父母身边的遗憾。退休后60岁了，他还参加财务自学考试并拿到证书。还自学电脑操作，到建设银行发挥余热。

四叔比较内向，话不多，但是古道热肠。他不仅对两位弟弟照顾有加，对我们小辈也是无微不至的关心。当时我工作并安家在浦东新场，他会在烈日下从当时居住的闸北区骑车50公里到新场，给我送来月饼和年糕。1986年，新场发生罕见的特大龙卷风，四叔特地骑车来看望我。古有欧阳修曰千里送鹅毛，今有我四叔百里送真情，仁者慈善，这当中的点点滴滴，都令我深受感动。

▲意气风发的四兄弟

左起：五叔严宝仁、四叔严宗珩、父亲严宗甫、二伯严宝棣

5，五叔——神州探石油，阖家“胜利”人

五叔宝仁从小体弱多病，但学习毫不逊色。他在周浦上完小学和初中后，考入名校上海中学。高考时，正值祖国急需建设人才，他毅然报考北京地质学院地质专业，1959年毕业后，首先在华东石油勘探局c1017钻井队工作，成为一名野外工作的地质勘探人员。

1961年，山东省垦利县东营村附近打的华8井发现高产工业油流，五叔便随着我国渤海湾地区石油勘探的展开，于1962年来到山东东营，参与了华北石油勘探会战，成为胜利油田的早期拓荒者。会战初期，面对的是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工作条件十分恶劣、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那时正值“三年灾害”时期，东营又是重灾区，当地供应粮食以地瓜面为主，一日三餐早餐地瓜面糊糊，中午、晚饭是两顿地瓜面窝窝头，菜是炒白萝卜。上海人称地瓜为山芋，新鲜山芋烧熟后香甜可口，但地瓜面窝窝头蒸后是暗黑色。初到油田时，几乎看不见人，也没有房子住。先住帐篷，慢慢才住进了俗称的“干打垒”（用泥土和麦秸和在一起打成土胚，然后用土胚垒墙，石灰抹面，油毡纸和沥青铺顶盖成房子）。

从1960年代初开始，五叔作为一名石油地质工作者，随着油田的勘探开发区域的扩展，后来又参加了孤东会战，先后参与了孤岛、孤东、桩西等多个油田的开发建设。

五叔在工作中舍家忘我、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甘于奉献，勤于好学。由于上学期间学习的是俄语，为了适应工作需要，在40多岁时，开始自学英语，由于那时学习条件差，年龄大，他便通过购买英文报纸、书籍，多读多写等方式学习。儿女们记忆犹新的是，每天早晨五点多他就会起床，打开收音机收听英文广播来提高英语听说水平，词典上有他密密麻麻的记录。

五叔是山东胜利油田的高级工程师，两次荣获油田劳动模范，为祖国的石油事业贡献了一辈子。他的儿子和女儿全家也都在胜利油田工作，为祖国的石油事业奋斗。

五叔话不多，但是热心公益。1990年代，参与希望工程资助一名学生，直到他初中毕业工作。汶川和玉树地震时也各捐款1000元。

▲五叔的荣誉证书

▲1990年代在周浦汽车站，背后是浦建公司

前排左起：五叔严宝仁、二伯严宝棣、小叔严宝杰

后排左起：四叔严宗珩、父亲严宗甫

6，六叔——交通工程家，桃李满天下

六叔宝杰，自幼聪颖，几个哥哥都陆续工作上学去了，他一人在家百般无聊。有一次我大伯正好看到他一个人在河边玩耍，于是对我祖母说，还是让宝杰早点读书去吧。于是六叔5岁就入学读书，是班里年龄最小的学生，但学习成绩却始终名列前茅。高中考入南汇中学。后考入上海同济大学，1961年7月路桥系公路与城市道路专业(本科)毕业，免试成为同济硕士研究生，师从刚从美国回来的张士铎教授，后又跟随一级教授陈本端。1965年10月同济大学道路工程专业研究生毕业。当年同济只招收15名研究生，全国也只有1500名研究生。那时我曾祖父还健在，他不明白怎么大学毕业还要“留级”。

六叔毕业后分配到西安公路学院工作（现长安大学），长期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先后承担有省、部、市多项科研课题，发表有数十篇论文。在1965年至1979年，主要从事公路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及铁道工程勘测、设计和建设。1979年以来，从事交通工程，交通规划与管理的教学和研究，对路网规划、交通流理论、通行能力、交通安全、城市交通和交通仿真等领域均有深入和系统研究。在此期间历任西安公路学院研究生部副主任、主任，西安公路学院、西安公路交通大学图书馆馆长，西安公路交通大学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研究所所长。同时，作为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六叔在40多年的工作生涯中带教培养了77个硕士生和39名博士生。由于工作需要，他70足岁才正式办理退休手续。

六叔热心参加社会活动，曾任西安市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委员，西安市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审委员会成员，全国道路、桥梁与交通工程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联合国—北京交通控制中心（国家项目）客座教授，武汉市公用事业研究所特邀研究员等。现任公安部、建设部“畅通工程”专家组专家，交通部西部项目专家组专家，众多省市“畅通工程”专家组专家，陕西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预防事故专家组组长，中国公路学会规划分会常务理事，陕西省公路学会交通工程委员会副主任和西安市交通工程学会副理事长等。

六叔也是陕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3年-2003年，连续四届（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届）西安市雁塔区人大副主任。曾任陕西省侨联常务理事，陕西省九三学社委员会祖国统一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等。先后荣获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陕西省“全省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陕西省九三学社“双文明”先进工作者等称号。

六叔开创了我国交通工程这一学科，填补了这一空缺，编著了我国第一本交通工程学书籍，再到招生，深入工程一线，为我国的高速公路建设和西部大开发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是全国交通工程十校十名师之一。

▲后排左一严宝杰

他的学生评价道：“先生开先河筚路蓝缕，讲过往娓娓道来，和蔼可亲，睿智严肃，不失幽默，实在是令人敬仰。感谢严老师为中国交通工程事业发展所作的贡献，永远难忘严老师和蔼亲切的谆谆教诲，祝好人好报，健康长寿！向为公路建设做出卓越贡献的老教授致敬！”

六叔荣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9年5月18日，获得国家颁发的“中国交通工程专业终身成就奖”。

▲六叔的荣誉证明

最后说说我自己。我出生在上海徐汇区，2个月大小时母亲要到公司上班，父亲就请了奶妈，把我送到周浦祖父祖母身边。因为当时他们身边只有六叔一人，而且六叔在读初中，不久也将离开周浦。所以我从小是在周浦长大的，隔代亲，爷爷奶奶视我为珍宝，但规矩还是很多的，不会惯着我。

各位伯伯叔叔对我也是分外关心，都叫我“大妹妹”。记得小时候跟着祖母到上海市区去，住在二伯父家，我也不去住在父母家。尽管二伯父一家五口住在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的屋子里，十分拥挤，还要挤进我们祖孙二人。我10岁生日时，四叔带我到国际饭店14楼吃西点，俯瞰南京路和人民公园。12岁时整个暑假都在北京四叔的军营里度过。当我会写作文后，几个叔叔都会在给爷爷奶奶的信中，另外附上一张给我的信纸，而且要求我一定要回信，汇报我学习的情况。过年过节还会给我寄上一张贺年卡，我至今还珍藏着。六叔有时还带我去看电影，送我小礼物，教我骑自行车。往事历历在目，我铭记终生，我是在众多长辈的关心爱护下度过幸福的童年的。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在心。”我的曾祖父、祖父母、父辈六兄弟，经历了中国百余年的历史，在各个历史阶段，为祖国、为人民作出了自己最大的奉献。虽说雪泥鸿爪，凡人小事，但我们普通百姓的家事中包含着国事，包含着天下事。今天我把这些家国历史勉力记载下来，是为了表达对前辈的最大敬意和对祖国的深情热爱。

▲左起：笔者惠惠、堂弟严为人，摄于1963年春

后记：

笔者酝酿本文多年。期间得到校友严林祥的热情鼓励和支持，撰写过程中，又得到他的多次指导和反复修改。

初稿发给众多亲戚后，各位至亲好友补充了不少文字和图片资料，皆弥足珍贵。其中大伯的补充材料由堂弟严树人（美藉华人）提供，二伯的补充材料由堂兄严育人提供，五叔的材料由堂妹严波提供，六叔则亲自审阅了相关材料。

此外，本人也引用了一些网络资料，如《成都商报》2015.8.14《华西坝：战时另一所西南联大》。

百度：豹子头蒋蓝2018.1.20《民国华西坝：坝上学人与旗袍、长袍的风神》。

赛文交通网：2019.3.28《长安大学交通工程和我的教职生涯/严宝杰  十校十师》等，获益良多。

凡此种种，在此特表衷心谢意！

2020年4月清明时节